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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振快1895年里的一本书与戊戌变法

2018-12-03 15:37:17

洪振快:1895年里的一本书与戊戌变法

洪振快 历史学者 《泰西新史揽要》的见解相当于给甲午战败提供了合理的解释,所以它没有受到太多的责难,反而受到了空前的欢迎。 1895年,一本名为《泰西新史揽要》的图书在中国出版,随即刮起阅读旋风,从皇帝、高官到普通知识分子,争相传阅,一时洛阳纸贵。 更有意思的是,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拜访恭亲王奕訢时,关于此书两人有一段惊人的对话。喀西尼问奕訢是否读过此书,奕訢表示读过。喀西尼问:“你对此书有何意见?”奕訢回答:“这是一本对中国很有用的书。”喀西尼说:“那么,我恐怕你未明了此书之精神了。它教导人何谓民主,反对专制。这种观念一旦成为潮流,你们六百万满洲人在自由选举的情形下,必为四亿多的汉人赶逐下台,而你亦须卷席归田。” 这段对话来自《泰西新史揽要》汉译本翻译者李提摩太的自传。李提摩太不是该事件的亲历者,无从查证它的真伪。自然,也无从揣测奕訢听到喀西尼的那段惊人之论后作何感想。在晚清政治风云中,奕訢作为洋务运动的,算是思想开明者。奕訢原认为《泰西新史揽要》“是一本对中国很有用的书”,但他听到喀西尼的那段议论后,还会认同原来的判断吗? 《泰西新史揽要》原名《十九世纪史》,作者麦肯奇是英国人,从业者,并非职业历史学家。该书1880年伦敦初版,经李提摩太翻译,1894年以《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》为题,在英美在华传教士创办的《万国公报》上连载,次年以《泰西新史揽要》为名正式出版。 《泰西新史揽要》介绍“泰西”(指欧美,也包括印度等英国殖民地)各国的19世纪发展史,总结各国兴衰规律。该书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奥秘,“新政”即政治改革之后民权的兴起,比之科学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繁荣更为重要。“民既有权,则可以博考万物而得万物之理”,有了民权,个人才智就能得以充分发挥,科学技术也会随之繁荣;“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,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事”,即老百姓有了选举官员(议员)治理国家的权利,也就无须“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”,国家和民众之间就没有了化解不了的矛盾,社会就趋于稳定和发展。 该书受19世纪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,推崇19世纪为进步的时代,认为专制主义已经衰亡,自由时代已经到来。其结论是,在19世纪,“欧洲西半各国不按十数帝王之族随意治民,而按民心以治国。六十年前(指1820年之前)各国帝王于百姓之身家性命若为国家之所固有,随意驱策,无人敢抗……至于今,则诸国非帝王之所治,而民之所自治,比户几各有举官之权,既有此权,内外大小诸事必将顺民心以治理。从前欧民一百八十兆皆如奴仆听主人之约束,而不敢违背者,今则悉由自主”。 《泰西新史揽要》对1895年的大清帝国来说,无疑上了一堂民主课,对大清帝国朝野进行了民主启蒙。如同恭亲王奕訢原先的认识那样,“这是一本对中国很有用的书”。不过,出版这样的书有风险,出版者没有因此而遭殃,主要是由于1895年大清帝国的特殊国情——甲午战败,举国反思,该书的见解相当于给甲午战败提供了合理的解释,所以它没有受到太多的责难,反而受到了空前的欢迎,政学各界均给予高度评价。 梁启超认为,此书“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,西史中之书也”。吴汝纶在给朋友的信中,称赞“其书皆百年以来各国转弱为强之事迹,为有益于中国”。李鸿章、张之洞、翁同龢等也都对此书表示赞赏。光绪皇帝是经康有为推荐而得识此书的,之后“置御案,日加披览”,“于万国之故更明,变法之志更决”。在戊戌维新期间,康有为、梁启超所上的奏折,许多理念和建议均来自《泰西新史揽要》及李提摩太为该书所写的序言。因此,也可以说是《泰西新史揽要》促成了戊戌变法。 喀西尼说奕訢未明了《泰西新史揽要》一书的精神,其实戊戌维新前后的中国,《泰西新史揽要》倡扬的民主、民权精神已是社会主流意识,大清帝国的改革已不可避免,只是后来戊戌变法失败,清朝的改革受阻,历史也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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